解“牍”徽州 | 第二十七期 徽州篆刻：方寸之间的徽韵华章

商儒交融 印坛生辉

明清易代，徽州篆刻在金石考据的滋养下继续发展。程邃（1607-1692）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之一。他博采众长，白文印沉郁苍劲，深得汉法神韵；朱文印则大胆以钟鼎款识大篆入印，或融合大小篆于一形，在篆刻用字方面开创新境，影响深远，尤其启迪了后来的邓石如。他与汪肇龙、巴慰祖、胡唐被后人并称“歙四子”，成为清代早中期徽州印坛的中坚力量。

徽州篆刻的繁盛，离不开徽商的鼎力支持。自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的三百年间，既是徽州商业经济鼎盛之时，也是徽派篆刻发展最为辉煌的阶段。因徽商的富裕,人们追求风雅,人文风气浓厚。富商们凭借雄厚财力，大量搜求古玩字画珍藏，为艺术家们提供了亲炙古人真迹、借鉴其创作精髓的宝贵机会。如巨富汪启淑（1728-1800），嗜印成癖，收藏古玺印数万方，更广泛结交如林皋、丁敬、黄易、汪肇龙等名家，邀约篆刻印作，辑成卷帙浩繁的《飞鸿堂印谱》及《续印人传》，为保存和传播印学作出巨大贡献。

清代早中期，徽州印人逾百，身份多元。他们或为官，或经商，或从医，或研经史，或擅书画，将篆刻融入文人生活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明末清初正是中国画独特表现形式——诗文、书法、印章和图画结合在一起的定型期。因此，文人画家不仅需画艺精湛，诗文书法功底深厚，最好还能亲自操刀刻印。即便不擅刻印，也必寻名家篆刻数方精美印章，为书画作品增色添彩。这无疑极大地推动了篆刻艺术创作与发展。清初至道光年间，徽州涌现出100多位印人,相当一部分就是书画家兼篆刻家,其中程邃、戴本孝、黄吕等不仅在印坛声名显赫，在画界亦享有盛誉。

士陵破茧 独树新风

晚清印坛浙派、邓派兴盛之际，徽州篆刻一度沉寂。重振徽韵的重任，落在了黄士陵（1849—1908）肩上。他少时历经战乱家变，流寓南昌，以写字、作画、刻印为生，后得广州将军长善父子赏识，于1885年经荐北上国子监深造。在京三年，他广泛研习夏商周秦汉金石文字，向王懿荣、吴大徵等大家请益，参与金石整理工作，眼界大开，学识大进。

黄士陵的艺术突破源于对古印本质的深刻洞察。在为吴大澂编拓《十六金符斋印存》时，他目睹未经锈蚀的汉印光洁挺拔、锋棱如新，这促使他毅然摒弃时人刻意模仿剥蚀的流弊，在“季度长年”印跋中指出：“汉印剥蚀，年深使然，西子之颦，即其病也，奈何捧心而效之？”由此，他开创了独具特色的“黟山派”。

黄士陵的艺术精髓体现在“印外求印”的广阔视野，其作品看似平整端庄，细观之下却蕴含流动的笔意；布局讲究均衡，却又在微妙的参差变化中求得和谐统一。在字法上，他广取钟鼎、泉币、诏版、碑额、砖瓦等文字入印，丰富了篆刻艺术的字法语言。在刀法上，他以薄刃冲刀为主，力求线条光洁完整、锋棱毕现，执着地追寻汉印初铸时的原始精神与金石韵味。其边款艺术尤为精妙，常以隽永文辞记录金石考据、印学见解及艺林交往，于方寸间寄托人文情怀。

漂泊一生的黄士陵，乡情浓郁，刻有“家在黄山白岳之间”“黟山人”等印。其艺术成就与所遗珍宝，使其被誉为近代篆刻三鼎之一，声名远播。

徽刻流芳 薪火永传

纵观明清三百年徽州篆刻史，其成就蔚为大观。以何震为先导，徽州印人不仅开创了如“徽派”“泗水派”“娄东派”“黟山派”等众多重要流派，更涌现出难以计数的印坛名家。仅据方去疾编订的《明清篆刻流派印谱》所录，明中叶至晚清篆刻名家124人，徽州籍就占24位，近五分之一，足见其人才之盛与影响之深广。伴随着如此兴盛的创作实践，徽州也滋养了罗南斗、汪启淑等大收藏家及朱简、汪镐京等理论家，他们的印谱编纂与印学探研，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与理论基石。

1907至1908年间，国画大师黄宾虹在《国粹学报》发表《叙摹印》一文时，专辟《新安篆刻之学派》一章，并发出“篆刻之学，昔称新安甲于他郡”的定评。这“甲于他郡”的赞誉，正是对徽州印人群体三百年间在方寸之地孜孜以求，以刀锋传承文脉、以石韵镌刻华章的肯定。他们的艺术探索与卓越成就，已成为“徽州文化”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璀璨明珠，其光彩历久弥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