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“牍”徽州 ▏第八期 罚一台戏，守一方安——新川社防盗禁约里的徽州治理密码

在黄山市档案馆内，有着一份特殊的文书：它长460毫米，宽590毫米，方寸之间，承载着清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徽州新川社全体村民的郑重承诺与生存智慧。

今天，就让我们透过《新川社立防盗合议禁约》的墨痕，回到农耕时代，看徽州乡民如何用一纸公约，守护家园的清平安宁。

这份禁约开篇便道出了立约的紧迫性：对世代“别无贸易，惟知耕耘”的乡民而言，土地和家宅的产出，是安身立命的根本。然而，“近有无耻之徒，不守本分，常以偷盗为心”，田间的禾稼蔬果、山上的松杉杂木、家中的银钱衣物，都成了宵小觊觎的目标。这些看似琐碎的损失，足以动摇小农经济的根基，败坏淳朴的乡风。

面对日渐滋长的偷盗之患，新川社的村民们不再坐视，他们以宗族共议、立约自治的方式凝聚共识、奋起自救。

这份《新川社立防盗合议禁约》，便是他们“竭力严禁以笃风化事”的宣言书——既要刹住偷盗歪风，更要重振道德教化。

禁约的核心是两道坚固的防线

对内：严惩不贷，以儆效尤

“各家吩咐男妇大小，务宜各守本分”——公约首先要求家家户户严于律己，教育约束所有成员。对于胆敢“仍蹈前辙、不思改过”者，禁约祭出了层次分明的惩罚措施：

“小事罚戏”：这是禁约中最具徽州特色也最令人称道的智慧之举。面对“小恶”，罚的不是银钱，而是罚犯错者请全社看一台戏。在宗祠前搭起戏台，锣鼓喧天中，犯错者的名字连同罪状将被当众宣读。这看似“风雅”的惩罚，实则是徽州独有的耻感教化方式，让违规者在邻里注视下无地自容，且戏资远超赃物价值，震慑力十足。

“大事重责，拒出不许家居”：若犯重罪，则毫不留情驱逐出村，“不许家居”！这意味着被彻底剥夺在宗族聚居地的居住权和受庇护权，足见村民对重罪“零容忍”的决心。（大事情就要重重责罚。若拒不出钱演戏及赔偿，同样会被村民驱逐出村，不得在村内居住）

对外：严防死守，杜绝隐患

“面生可疑之人，毋得容留安宿”——对形迹可疑的陌生人，严禁收留过夜。这条看似“不近人情”的规定，实则是切断盗贼流窜作案的落脚点和信息渠道，严防“遗累地方”，将风险拒之门外。

这份禁约的效力，根植于严密的监督与共担的承诺：负责执行公约的“任事者”若敢“徇情隐匿”（包庇纵容），一经查实，将面临“一体同罚”的后果，无人能置身事外。若不幸发生“无头横事”（难以找到失主的盗窃案），报官所需的一切费用，由全社各户“照众均出”，体现了风险共担、责任共负的共同体意识。最严厉的条款莫过于此：若有“隐者”（知情不报或藏匿赃物者），则直接视为盗贼同伙，“以通贼论”！这条连坐性质的条款，极大地压缩了窝藏的空间，迫使村民互相监督。

为昭公信，合议一式四份，由新川社下辖的“四柱”分别保管，作为永久凭证。乾隆五十九年四月，当方姓族人在合议上郑重签下各自的名字时，一份基于集体共识、规则明晰、罚则严厉、监督有力的乡村自治防盗公约，便在这方寸纸页上定格，成为守护一方平安的基石。

《新川社立防盗合议禁约》不仅是一份防范偷盗的村规，更是徽州基层自治智慧的鲜活标本。在“皇权不下县”的漫长岁月里，徽州乡村正是依靠这类凝聚民间智慧的合议禁约，维系着基层社会的秩序与安宁。

附：清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《新川社立防盗合议禁约》全文

立合议禁约新川社

人等为竭力严禁以笃风化事：夫国以农为本，民以食为天。窃见本党居民别无贸易，惟知耕耘。近有无耻之徒，不守本分，常以偷盗为心。无论禾稼、蔬果、松杉杂木，以及家内银钱、衣服、物件，尽思袭取，其受害匪浅矣！同社人等合议严禁：自议之后，各家吩咐男妇大小，务宜各守本分。倘有仍蹈前辙、不思改过者——

•小事罚戏，大事重责，拒出不许家居；

•面生可疑之人，毋得容留安宿，遗累地方。

以上二项，任事者若徇情隐匿，查出一体同罚。即不幸有无头横事，呈送官用，银钱照众均出。如违者，以通贼论！今欲有凭，立此合议一样四纸，各执一纸，永远存据。

乾隆五十九年四月 日立合议禁约新川社人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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