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“牍”徽州 | 第十八期  曹振镛：从家国取舍中见宰相度量

新安江碧波荡漾，南山叠翠如屏。在徽州古城南郊，山水灵韵汇聚之处，坐落着一个声名显赫的古村落——雄村。明清时期，这座人口不足两千人的小村庄，竟奇迹般孕育出9位进士，号称“徽州最雄村”。而这片钟灵毓秀之地走出的最耀眼人物，莫过于历经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、首席军机大臣的“平安宰相”曹振镛。

雄村曹氏族谱内页

三朝元老的“平安传奇”

曹振镛（1755—1835），字俪笙。他为官55载，创下了清代官场难以企及的“平安”纪录，即为官时间最长——从乾隆四十六年到道光十五年整整55年，横跨半个多世纪；仕途最坦荡——在伴君如伴虎、高级官员动辄得咎的清朝，55载，他“零差错”安然度过；评价最崇高——生前赐画像入紫光阁，列次功臣之首，死后获谥文臣最高评价“文正”。

然而，真正令后世感慨其“宰相度量”的，并非仅是这“平安”的纪录与崇高的评价，而是《清史稿》明载的另一句掷地有声之语：“焉有饿死之宰相家！”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，这句话的分量至今令人动容。

盐政改革中的宰相胸怀

“焉有饿死之宰相家！”这句话的由来，缘起于两淮盐务改革。清代盐务之重，首推两淮，全盛时期，两淮盐政每年可以上缴上千万两白银的税收。到了道光时期，官盐滞销，私盐大行其道，两淮盐引每年仅能卖出三分之一。改革，迫在眉睫。1831年，道光皇帝起用两江总督陶澍改革两淮盐法。陶澍改革盐法的关键一招就是取消盐引，实行票盐制度，任何人都可以到盐运使司缴税、领票，凭票贩盐，这等于是砸了旧盐商的“铁饭碗”！

受新法打击最大的就是“世以盐筴起家”的曹家。一时间，北京城内告状信满天飞，特别是曹氏族人，直接向曹振镛控告陶澍“擅改祖宗成法，断绝盐商生路”。对这场触及家族切身利益的改革，曹振镛是怎么回应的呢？史载：“（曹氏）世以盐筴起家，及改行淮北票法，旧商受损，振镛曰：‘焉有饿死之宰相家！’”卒赞成，并亲自写信给陶澍，表达对变法的支持。曹振镛的这一表态，让反对改革的声音都安静了下来。

1832年，淮北盐场正式实行票盐法，该法打破了旧盐商的垄断，也打断了官商之间的利益链条，取得了巨大成功。改革不但填补了700万两白银的亏空，在1832年至1837年间，还给国家上缴了2600万两的盐税，创造了清朝中后期的经济奇迹。

宰相度量背后的家国底色

曹振镛之所以说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，是因为“心中有社稷”。他为官一生，以清白著称，道光时期的漕粮海运、盐法改革等重大改革，他都是坚定的支持者与执行者；他参与决策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，稳定了边疆；他还培养拔擢了一大批名臣武将，成为道光、咸丰时期的朝中支柱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林则徐。道光帝称赞他：“密勿之地，心腹之臣；问学渊博，献替精醇；克勤克慎，首掌丝纶。”可谓实至名归。

岁月流转，雄村曹氏昔日的煊赫或已随烟云散去，但曹振镛的这句“焉有饿死之宰相家”，却如同新安江的流水，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荡不息。在权力与利益、家族与国家的抉择中，曹振镛以国为重的胸怀定义了宰相的度量，为后世立下了一座衡量权力与责任、小我与大义的不朽丰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