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“牍”徽州丨第二十四期 陶行知：扎根泥土的人民教育家

陶行知（1891—1946），原名文濬，后改知行，又改行知，歙县黄潭源人。出身贫寒的他，自小聪颖好学，少年时辗转于歙县、休宁万安求学，15岁进入教会创办的歙县崇一学堂。青年时期，他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，却因不满校方歧视非教徒而愤然退学，其刚直不阿的性格可见一斑。1909年，他进入南京汇文书院预科，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。深受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思想启发，他更名“知行”，在自己倡导创办并主编的校刊《金陵光》上发表《金陵光出版之宣言》，呼吁同学“发光发热，报效祖国”，教育救国的志向由此萌芽。

1914年，他远赴美国，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市政，获政治学硕士学位，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，师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学习教育学，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证（证书）。

1917年学成归国后，他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（东南大学前身）教授、教育专修科主任、教务长等职，主编《新教育》月刊，积极投身教育改革浪潮。1921年，他参与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，任主任干事，大力推动平民教育，并敏锐地洞察到乡村教育的紧迫性。1926年，他起草发表《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》，1932年又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，宣传生活教育。“一二·九”运动后，他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和民主运动，深刻认识到教育必须服务于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。

面对当时底层民众普遍不识字的困境，陶行知将平民教育视为实践“教育救国”理想的起点。他毅然辞去东南大学教授职务，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，并与晏阳初等人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，开启了面向大众普及教育的艰难征程。

困难接踵而至：没有合适教材，他动手编印《平民千字课》；师资严重短缺，他从大儿子教小儿子读书的场景中获得灵感，创造性地提出“连环教学法”，即让识字的教不识字的。这一源于生活的朴素实践，最终演变为影响深远的“小先生制”——孩子们不仅仅是知识的接受者，更成为知识的传播者。为了动员大众学习，陶行知四处奔走，曾在一周内遍访商店、旅馆、饭馆、军队、工厂、寺庙、监狱等地。他执着的身影，成为那个年代一道温暖而坚韧的风景线。

在陶行知的一生中，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和重庆育才学校是他创办的两所最重要的学校，也是实践他教育思想的基地。

1927年，陶行知在南京郊区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，这所学校从里到外都透着“另类”的气息。校舍由师生就地取材搭建，茅草顶，泥砖墙，与城里“洋气”的学校截然不同，处处体现着劳动创造的精神。命名也别具深意，图书馆叫“书呆子莫来馆”，大礼堂名“犁宫”，餐厅为“食力厅”。招生考试摒弃纸上谈兵，考的是农事或土木工操作一日、智慧测验、常识测验、作文和五分钟演讲。招生广告更是直言不讳：“少爷、小姐、小名士、书呆子、文凭迷最好不来。”

课程设置则是“生活教育”理念的生动演绎：中心学校活动教学做、中心学校行政教学做、分住院务教学做、征服自然环境教学做、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。这些课程不仅涵盖了校内一般学科的教学，更将文牍、庶务、会计等管理工作，烹饪、木工、养殖、耕作等后勤工作，以及组织和管理晓庄剧社、小学、幼稚园、民众夜校、乡村医院、联村救火会和自卫团等社会事务统统纳入教学范畴。这些繁杂的工作，除一名负责挑水的校工，均由全体师生轮流分担。

陶行知在教育理论上的重要贡献，是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与创造教育理论。他认为，生活决定教育，教育又改造生活，两者密不可分；教育不局限于学校，而是涵盖了人类所有社会活动，到处是生活，到处也都是教育的场所与机会；教师教的方法要依据学生学的方法，学的方法要依据做的方法，教、学都要以做为中心。晓庄，正是这一理念的鲜活注脚。 

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初创时仅有13名学生，但短短两年后，慕名而来的求学者竟达2000多人。然而，晓庄的勃勃生机与师生们积极参与反帝爱国运动，令国民政府深感不安。1930年4月，南京卫戍司令部以“违背三民主义，散发反动传单，勾结反动军阀，企图破坏京沪交通”为由勒令该校解散，陶行知遭通缉，多名学生遇害。晓庄虽被暴力扼杀，但其精神已如星火，播撒四方。

1939年，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，从难童机构中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入学。学校不收学费和生活费，办学经费极其拮据。陶行知不仅自己节衣缩食，四处募捐，更公开倡导师生学习武训行乞兴学的精神。他的无私奉献感召了翦伯赞、郭沫若、贺绿汀、夏衍、田汉等文化名人和艺术家来兼任教职，使育才在烽火硝烟中奇迹般地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。

陶行知始终心系家乡，多次为歙县的省立三中推荐教师、协调关系，并参与倡议于1922年在隆阜创办省立四女师，在他的指导下，四女师的平民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。对于家乡的建设，如修建杭徽公路，他也较早参与讨论与倡议。

抗日战争胜利前后，陶行知提倡民主教育运动，撰文揭露国民党推行法西斯教育，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教育，提出“民主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、创造的”教育方针。1946年，他与李公朴等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。当年7月25日，这位为反内战、反独裁的和平民主事业和人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斗士，不幸在上海因脑出血去世。周恩来评价他“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，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”。毛主席称他是“伟大的人民教育家”。

陶行知著述颇丰，包括《中国教育改造》《古庙敲钟录》《行知书信》《行知诗歌集》等。回望他的一生，他将教育从书斋引向田间地头，从精英阶层普及到普罗大众，用“生活即教育”“社会即学校”“教学做合一”的灼见与实践，在中国教育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，是一位扎根泥土、置身民众，将毕生心血奉献给教育事业的伟大人民教育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