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“牍”徽州 | 第二十八期 徽墨流芳：千年墨韵中的匠心传承

徽墨的传奇，始于唐末。彼时，易州（今河北易县）制墨名家奚超为避战乱，携子奚廷珪跋涉南迁，行至歙州时，他们惊喜地发现黄山古松如海，松脂丰腴不输易州。父子俩遂定居于此，潜心钻研，改进了捣烟、和胶、配料的古法，终制出“丰肌腻理、光泽如漆”的佳墨。

因品质卓绝，该墨作为贡品上献朝廷。南唐后主李煜雅好笔墨，得此墨后赞赏不已，不仅封奚廷珪为墨务官，更赐国姓“李”。自此，“李墨”名动天下。李墨之精，在于苛求：取黟山等地古松制上等松烟，胶必择良品，更添藤黄、犀角、珍珠等珍物入料，反复“十万杵”锤炼。宋代时，宋仁宗常以李墨赐功臣，据载常侍徐铉兄弟共用一锭李墨，日书五千余字，十年方尽，其坚密耐用可见一斑。

宋宣和三年（1121），歙州改称为徽州，这片土地孕育的墨中瑰宝，从此有了一个响彻千年的名字——徽墨。

徽墨的生命力，源于历代墨工对技艺的不懈求索与因时而变。 

宋代文化繁盛，徽墨随之勃兴。徽州墨工潘谷以“注油取烟，和胶制料，悉以己意为”的独创精神，突破松烟传统，开油烟制墨新径。其墨“香彻肌骨，磨研至尽而香不衰”，苏轼甚为喜爱，在诗中盛赞：“珍材取乐浪，妙手唯潘翁！”同时期墨工张遇亦贡献卓著。他以油烟加脑麝、金箔创“龙香剂”，专供御用，油烟墨粒细色润，品质超越松烟，加麝香可去胶味、添雅韵，金箔则增华彩，徽墨由此开启由实用迈向艺术的旅程。 

明代墨业逐渐复苏，个体作坊被规模工场取代。嘉靖年间，徽州著名墨工罗小华以当地桐子油烧烟，墨色黝亮，久藏愈黑，竟至“一螺值万钱”。万历年间，程君房与方于鲁双星并耀。程氏在桐油中加漆，得“漆烟”极品，墨质坚莹，功效独特，被李时珍收入《本草纲目》作药。方于鲁制“九玄三极”墨，当时评价“光可晰人，色不染手”，他更在徽墨的墨模镌绘装潢上成就斐然。二人分别汇刊《程氏墨苑》《方氏墨谱》，广邀名士题咏，程氏更引入利玛窦所献“宝象图”，请名家刻入《墨苑》，徽墨至此升华为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艺术珍品。此后吴叔大所制“天琛”“千秋光”等仿古墨，集古今之大成，将徽墨艺术推向又一高峰。

清初，徽墨续写辉煌。制墨名家首推曹素功，其得意之作“紫玉光”以黄山三十六峰为型，合则成巨幅山景，深得乾隆赞赏，以致“先时海内巨卿贡墨，皆取制于曹素功”。乾隆朝最耀眼的明星当数胡开文。“胡开文”既是徽墨品牌、店名，也是制墨家族名，其创始人为胡天注。其总店设休宁，分号遍布江南。这张广告纸是清末光绪年间在歙县设分店时所印发，“徽城西门内察院前坐北朝南”点明了店面的所在地，钤记为“苍珮室”。文中简述了徽墨的发展历史，并称胡开文墨材质做工“世遵遗法，染茜搜烟，和胶剂麝，弗计资，弗惜工”，所以贵重艺林；在样式上“模范旧制，斟酌时宜，古式新裁，悉臻其妙”，所以珍贵无比。1915年，胡开文“地球墨”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夺金，成为徽墨在世界舞台上的璀璨一笔。

胡开文墨业能在清代墨林中卓然而立，并成为近代徽墨存续的关键符号，源于其系统化的经营智慧——既承古法精髓，又开时代新局。

胡天注深谙程君房、方于鲁等前辈的艺术墨精髓，却更注重生产的规模化和品质的稳定性。他初在休宁汪启茂墨店学徒，后自立门户，将墨坊升级为产供销一体的工场体系。其墨品虽题材丰富、造型多变，但核心配方与工艺流程严格统一，确保了胡开文品牌的质量信誉。

胡余德继承父业，是胡开文墨业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。他根据胡天注拟定的《阄书》，明确拟定了墨业经营规则：“休城墨店归坐次房余德，屯溪墨店坐七房颂德，听其永远开张，派下不得争夺……屯店起店自造，更换‘胡开运’招牌，不得用‘胡开文’字样。”这些明晰的条例，为胡氏墨业的有序传承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胡氏产品线覆盖全域市场：顶端以贡墨彰显艺术巅峰，凸显收藏和观赏的价值，如“御园图集锦墨”浓缩故宫、圆明园等六十四景，气象万千；中端以《苍珮室墨品》所载“紫香”“乌玉”“渔樵耕读”等墨，兼顾实用与雅趣；低档次墨品则力求薄利多销，以经济墨普惠学子。这种多层次市场策略，在晚清民国剧变中为徽墨业开辟生存空间，维系了行业命脉。

胡开文既是传统的守护者，也是时代的响应者。其墨模题材跨越山水、民俗乃至世界地理，由名匠精雕细琢，将徽墨艺术推向新境界。“地球墨”正是以传统技艺嫁接世界视野的典范，成为徽墨拥抱近代化的鲜明标志。

徽墨历千年而光华不减，其根基在于对古法精髓的坚守与在时代中的锐意创新求变。

早期徽墨沿袭北魏《齐民要术》所载松烟古法，重捣烟、和胶（尤重鹿胶）、加料（麝香、蛋清等）。宋代《墨谱法式》《墨经》将流程细化至采松、造窑、发火等8个步骤，并确立“紫光为上，黑光次之，青光又次之，白光为下”和“醇烟之墨，其声清响；杂烟之墨，其声重滞”的品鉴标准。

明清徽墨的飞跃，更在装饰艺术。墨模选用徽州石楠木，运用圆雕、线刻、浮雕等多种技术手法，题材包罗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等，形态突破方正，衍生圆、扇、壶诸式。这一时期，徽州绘画、书法、篆刻、版画等艺术的繁荣共生，为徽墨样式的空前多样化注入了强劲活力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国家政策上的扶持，文化意识上的觉醒，使得徽墨生产焕发出全新气象。为了探索徽墨业的恢复与出口，全国各地的墨庄纷纷成立企业和国营墨厂，引入现代科技优化制墨流程，生产力迅速提升，同时历史上诸多名墨得以重新恢复生产，至1980年，徽墨产量已达1956年的一百倍，并多次荣膺国家级奖章。而后，市场上不仅供应有普通和高档书画用墨，更不断推出精美绝伦的“集锦墨”，如“苍云珍品”“廷珪遗法”“潇湘八景（漆烟）”“八宝奇珍”“御园图墨（净烟）”等。徽墨精品如“十竹生香墨”“龙凤墨”“十大仙墨”等，不仅深受国内书画家青睐，更远销海外，受到了海外侨胞和国外友好人士的盛赞。

徽墨的故事，恰似一部不息的匠心史诗，它在历史的长河中淬火重生，终成那一点如漆、万载存真的华夏印记。从松烟古法到集锦华章，从宫廷贡品到普惠书香，徽墨承载的不仅是书写的记忆，更是中华文明中那份对技艺的敬畏、对美的追求以及对文化血脉的执着守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