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“牍”徽州丨第三十三期 明代徽州祖坟纠纷案：一份诉状背后的基层治理智慧

明万历年间徽州江庆衡就萧家塘坟山归属出具诉状及给出批文（黄山市档案馆藏）

纠纷缘起：祖坟山地的双重属性

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七月，江庆衡首次向官府呈递诉状，控诉其叔祖江德潢一系图谋侵占萧家塘祖坟山地。江庆衡在诉状中强调：“一家命脉相关，安为激切？”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祖坟产权的极端重视，因此，此类纠纷极易引发家族内部的剧烈冲突。官府的裁决，实质上是对这种兼具物质与精神双重属性的特殊“产权”进行法律确认。

为争取官府的重视与介入，江庆衡的诉状开篇便歌颂官老爷为官清正、治理有方；接着描绘“三世孤孀”的悲苦身世，以引发同情；随即指斥对方为“不孝子孙”，听信地术、侵犯祖坟，在伦理上将其置于对立面。其核心诉求是请求官府颁发具有永久法律效力的“印照”（批文），作为确权凭证和维权武器。

官府的批文巧妙地将“祖坟”保护直接与“孝道”这一核心儒家伦理及法律原则（不孝属重罪）挂钩，批示道：祖坟与子孙命脉息息相关，谁敢挖掘侵占？况且以旁支子孙身份侵犯祖宗，更是大不孝。如有此事，可凭此文书报官，依法严惩。特此执照为凭。

纠纷升级：基层治理危机的应对

尽管第一次批文授予了江庆衡“执照”，但未能彻底平息事态，反在执行环节激化矛盾，从而引发又一次紧急控告。

万历二十六年九月，案情出现新变化：围绕产权和祖坟保护，双方矛盾白热化，相继发生现场对峙、强挖未遂、契约欺诈、勾结胥吏等事件。江庆衡向官府提交紧急诉状，详列人证物证。诉状中，江庆衡指控对方“装局重价掿卖”，即勾结胥吏设局高价强卖。更严重的是，对方在签订契约后“契外挟诈”，即在契约约定之外进行勒索欺诈，并动用势力“援势压挖”，企图强行挖掘祖坟。文书后半部分列出的涉案及证人名单，包括主犯、族长、山邻、乡约等，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基层治理网络。

这次批文“仰约保处”，命令基层自治系统（乡约、地保等）现场处理、调解、取证，这展现了明代“官督民治”的基层治理模式。官府并非事必躬亲，而是通过乡约、地保、族长等民间力量进行初步调解。这种模式既降低了官府的治理成本，又尊重了地方社会的自治传统。如明初颁布的《教民榜文》中规定：“民间户婚、田土、斗殴、相争一切小事，须要经本里老人里甲决断，若系奸盗、诈伪、人命重事，方许赴官陈告。”这一制度设计，使基层社会能够自我消化大部分纠纷，只有重大案件才上升至官府。

最终裁决：官方的双重治理策略

万历二十六年十月，因江德潢儿子暗地挑衅、制造事端，江庆衡再次状告，官府作出最终裁决。

批文首先从伦理角度强调：“江德潢祖与江庆衡祖既同穴”，将祖坟保护与孝道伦理紧密挂钩。随后提出具体解决方案：“捐价买德潢该股，给示永保守。”即允许江庆衡出资购买争议产权，并颁发永久性保护执照。这一裁决体现了明代司法实践中的“情理法”结合：通过经济补偿和官方确权，从根本上化解矛盾。批文还严厉警告：“德潢子孙敢有侵犯者，即以不孝论。”将“不孝”这一重罪作为裁决的保障，赋予其无可辩驳的权威性。

虽时隔四百余年，但江庆衡案所反映的明代“官督民治”的多元共治智慧，即以乡约、地保、族长等多方协同化解纠纷的模式，强调“情理法”结合与产权明晰化裁决，对今天基层治理中动员多元力量、兼顾法理人情、夯实产权基础等，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。